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“营销退思录”，作者：退思先生，经授权发布。
二十多年前，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写了本书：《工作、消费主义与新穷人》。
那时中国还没加入WTO，我们还在拨号上网，AI只是科幻电影里的道具。他描写的那个世界，我们今天正在其中。
鲍曼关注的不是贫富本身，而是社会如何定义人的身份和价值：
工业社会靠“工作伦理”规训人——工作本身就是美德，不工作就是罪恶。这套观念让人们安于劳动，并发展出职业观念。
后来生产力高了，社会转向消费模式，你的价值不再由“你创造了什么”决定，而是由“你消费了什么”决定。欲望拉动生产力，社会仍然需要你劳动——因为你有收入才能消费。但你的身份不再由劳动定义，而是由消费能力定义。
于是有了“新穷人”：有缺陷的消费者。过去穷人是没工作、吃不饱饭的人；现在穷人是消费能力不足的人。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失业者，而是因为消费能力不足而被排斥在社会主流生活方式之外的人。
但AI时代，鲍曼的预言或许正在迎来一次新的递进。如果沿着这个逻辑推演，也许书名会变成：
《饱足、平庸主义与新闲人》。
为什么？
谈到AI的影响，总有人搬出那个万能逻辑：历史上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有唱衰的声音，最后不都过来了吗？马车被替代，马车夫去开汽车；算盘被替代，会计去用Excel……
这个逻辑很励志，但它忽略了一个关键：
这次替代的不是体力，而是人的认知能力。
体力活被替代，人可以往“脑力”躲。可AI替代的，恰恰就是一部分被认为“只有人才能做”的认知能力。你往哪儿躲？
所以这一次的焦虑不只是情绪，而是正在发生、影响更深刻的变化。
这一次相信也能走出来，但路径未必是线性的，也未必对每个人同样友好。
生产时代，技术赋能你的劳动，提升生产力。智能导航让司机效率更高，但没有让司机失业。因为赋能转化成了更多经济活动。
消费社会，你仍然被需要。你仍然是个劳动者，因为需要你有收入来消费。只是你的身份从“生产者”变成了“消费者”。
但AI时代，人不再只是效率的贡献者，在越来越多的场景里，甚至成为了效率的障碍。AI比人更快、更稳定、更便宜。企业引入它，就是为了降本增效。
这是一个重要变化：人，从被升级，到被重新配置。
你生产者的地位会被重置，而你是否还能是个有意义的消费者，取决于分配机制是否向人倾斜。
时至今日，985、211、常春藤，仍然是无数家庭的重要身份阶梯。
智力，向来是社会鄙视链的一个维度。
人类智力原本是正态分布——中间大，两头小，大部分人落在正常范围，构成社会的基石。而回报曲线本来就已经“右偏”，头部的人掌握更高比例的收入。
AI极大概率会显著加速回报曲线的陡峭性，越来越多的行业里，连头部也不需要那么多，更少数的顶尖个体获得更大的回报。劳动力占比下降，收入差距扩大，中低技能劳动者议价能力降低。
软件业推动的AI，首先冲击的是软件业本身的人才结构。我们以为AI替代的是简单劳动，没想到它从最擅长的领域开始动刀。
这不是智力中间层或底层才面临的问题。如果只有极少数顶尖头脑被需要，剩下的人都可能被压缩到另一端。
结果可能是广泛的平庸。各种智力的人，都可能被置于一种“被闲置的满足”。
平庸，不止于“稀缺性”和“回报曲线”的层面，它也关乎人的认知能力本身。
AI带来一个悖论：一方面是知识平权，创作门槛降低，个体在变“强”；另一方面，对AI的依赖，可能导致认知能力的下降。
表面看，AI提供了强大的加持，人主要是做“选择和判断”。但“选择”和“判断力”本身，恰恰依赖长期系统学习才能形成，是漫长地学习和实践内化出的能力（内部模型）。跳过那个过程，你做的判断还有效吗？
GPS用久了，空间记忆会退化；AI用多了，批判性思考会下降；“虾”养久了，你也可能会“瞎”。
且问题不止于个体。南加州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：当群体使用AI时，个体产出变多，但群体的认知多样性却在萎缩——表达和思考的同质化效应（Homogenizing Effect）。人们不是变笨了，而是越来越像。
换句话说，AI不仅在削弱个体独立判断的能力，也在制造一种社会层面的同质化。
如果继续下去，“平庸的大多数”或许不仅是一个经济分层概念，而是一种认知和创造力的平庸化。
生物学里有个现象：当一个物种失去生存压力，没有天敌、食物充足，往往不是繁荣，而是停滞甚至退化。不是因为活不下去，是因为没有了“活着的动力”。
人类比动物多一层：我们需要意义感。没有意义，有时比没有物质更难熬。
过去，工作给人三样东西：收入、身份、意义。AI时代，当你在效率计算里不再是必要的一环，可能会经历一种新的处境：衣食无忧，但无事可干。
你需要一个起床的理由。
由此，“新穷人”可能逐渐对应为一种新的社会角色：“新闲人”。
经济学里有个基本模型：人参与生产，获得收入，再去消费。价值就这样流动起来。
过去的技术革命，大多是局部通缩、整体扩张：被替代的岗位消失了，但新岗位出来，更多人参与进来，经济总量反而扩大。
AI也可能带来类似的结果——当知识、内容、服务的成本极致降低时，新的需求形态仍可能被激发。
但不同在于，它不仅压缩成本，也同步改变“人获得收入的方式”。当收入来源和分配机制未能顺应新形势时，即便需求具备扩张的可能，也未必能转化为实际消费。
如果“人参与生产”不再是关键，这个以“人参与”为前提的经济循环模型就会停滞，需要新的连接方式。
延续鲍曼的视角，我们可以看到，“工作”并非自古就有的，它是工业革命后，为了“让人适应机器”而逐渐形成的社会结构。
既然“工作”可以被发明一次，那AI时代当然也可能出现新的形式。但这一次，转型未必能靠市场自发完成——它首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AI本身。
把AI视为效率和替代工具，人就会被当作成本来优化。把AI视为人的扩展和提升，才会关心：人的创造力如何被激发？经济活动如何重新设计？
同样，叙事方式也影响行动：把AI当作使命来推动、与把它当作风险来防范，会导向完全不同的发展路径。
这正是为什么，推动对AI的共识，本身就是一个核心议题。只有在这种共识下，我们才可能系统性地追问：
-人的创造力如何被真正释放？
-分配和激励机制如何调整？
-经济活动如何从“效率优先”转向“人的参与和体验”？
这一切的底层和应当率先改变的，是教育。
顶级创造力需要广众基础，大多数普通人也需要构建自己的价值感和意义感。如果教育仍然停留在“筛选谁有用”，而不是“看见每个人的独特性”，那大多数人终将被置于“不被需要”的位置，无论技术如何进步。
这一次不是被动等待转型，而是主动形成共识的过程。
我们如何讲述AI的故事，决定了我们走向什么样的未来。
平庸未必是注定的结局。
是否走向它，取决于我们是否愿意把这些问题摆到桌面上，在公众议题中讨论，是否愿意在制度调整、教育变革、价值重塑这些事上，投入更多的关注和探索。
鲍曼写《工作、消费主义与新穷人》时，也没有给出答案。但他做了一件事：让问题被看见。
我们今天做的，正是这件事情。
人之所以为人，并不是因为我们“聪明”，而是因为我们能在环境变化时，重新发明自己为什么而活，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。
这一次，也不例外。
